【专题名言】

1.在变迁中，习惯是适应的阻碍，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。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，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。（费孝通）

2.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，不是感情，而是了解，所谓了解，是指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，同样的刺激会引起同样的反映。（费孝通）

3.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，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是的可靠性。（费孝通）

4.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。（费孝通）

5.如果我们是带着心灵的眼睛去看我们的乡土的时候，片片都是好风景。（三毛《流星雨》）

6.整个的社会因为流动，血缘在让位于地缘关系；熟悉让位给了“陌生”；“古道热肠”也在让位给“冷漠”……“我们的社会在碎片化，家庭也在碎片化”。乡土社会在高科技和城市化大潮里，“土气”被洗刷得剩不下多少了，越来越呈现出“陌生”。（陈心想《走出乡土》）

【专题文章】

从沈从文到莫言的乡土中国

蒋方舟

从沈从文的《边城》、鲁迅的《故乡》，到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，再到路遥的《人生》、莫言的《丰乳肥臀》……文学中的乡土中国跟随着动荡的社会变迁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

01故乡是用来怀念的，故乡是用来美化的，故乡是用来失望的

1934年，三十二岁的沈从文因为母亲病危从北平返回湘西。阔别十八年的家乡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美好纯粹的样子。湘西是陶渊明笔下《桃花源记》的灵感发源地，是遗世独立、平静祥和的家园，是中国古代对于乌托邦最早的想象。重回故土的沈从文，却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写道：“这里一切使我感慨之至。一切皆变了，一切皆不同了，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！”

故乡是用来怀念的，故乡是用来美化的，故乡是用来失望的。沈从文的失望亦如是，故乡的堕落是土地的堕落，是温情脉脉的儒家理想社会秩序的堕落。长达二十年的对外抗敌和内战，让农民的命运如浮萍般无助，性格灵魂也随之被压迫，战争动乱让他们失掉了平和正直的性格本质，而城市的浮华奢侈又让他们有了崇尚成功的价值观。沈从文失望地写道：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，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別也随同泯没了。

从家乡回到北平之后，沈从文开始动笔写《边城》，写一条溪、一个女孩、一条狗、一个漫长的梦。《边城》的写作是一种对于似水年华的追忆，对于美好时代的挽歌，对于乡愁的自怨自艾。沈从文知道乡村的失落不可避免也不可溯回，因此他在文学中，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过去。

02不存在的故乡

1920年，鲁迅最早提出“乡土文学”的概念，也是其最早的践行者。《故乡》表现的也是一个归人的乡愁，重返故乡后，乡愁反而更愁。记忆中的质朴，是如今的贫困;记忆中的天真，是如今的无知;记忆中的生机，是如今的野蛮;记忆中的平和，是如今的麻木。在离开故乡的时候，归人并没有什么留恋，只觉得失落和悲哀。鲁迅的《故乡》写于1921年，那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阴霾渐渐开始笼罩乡土，鸡犬相闻的小国寡民幻想已经破灭，然而取而代之的是什么，尚看不清未来与前路。

面对让人万分痛苦的新旧交替，鲁迅和沈从文采取了同样的应对方式：他们在记忆里重塑故乡，追忆那些美好淳朴的人或事，把今朝和往昔穿插混淆，营造出一种“不知今夕是何夕”的氛围，让真实与虚构、记忆和现实变得无法界定。而作家自己，则变得像一个故乡的导游，他们对于一草一木都是如此熟悉，对于一人一物都深知来龙去脉，但同时他们又是隔离的——他们不是乡村的一部分，而是向外来者和观光客介绍乡村的人。故乡在他们笔下显得熟悉又陌生，亲切而疏离。

03国家民族的寻根

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中进一步明确文艺发展的方向：“我们的文艺，第一是为工人的，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。第二是为农民的，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。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、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，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……”作为“一种乡愁”的乡土文学一下子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，因为它是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，其中的怅惘和哀愁是不被允许，也不被认可的。故乡从一块浓雾弥漫的怅惘之地，一下子变成了周立波笔下的“暴风骤雨”，变成了赵树理笔下的热火朝天。这种热火朝天背离中国自古以来的乡村社会甚远。《暴风骤雨》中斗地主、斗恶霸、分土地、挖浮财、起枪支、打土匪，最后掀起参军热潮。农民折腾个风生水起，折腾个天翻地覆。

然而，这并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农民的样貌。费孝通总结中国农民的传统精神是“知足常乐”。他写道：“种田的人明白土地能供给人的出产是有限度的。一块土地上，尽管你加多少肥料，用多少人工，到了一个程度，出产是不会继续增加的。”如果农民还打算贪得无厌，那就只有夺取别人的土地了，但是建筑不起安定的社会秩序。如人们还得和平地活下去，就只有克制自己的欲望。知足常乐不但成了道德标准，也是个处世要诀。费孝通写道：“因为在人口拥挤的土地上谋生活，若不知足，立刻会侵犯别人的生存，引起反抗，受到打击，不但烦恼多事，甚而会连生命都保不住。”

04离开土地的乡土文学

1980年，六十岁的汪曾祺重新开始写作，他重回四十年前的苏北乡下，写小和尚明海和农家少女的故事。汪曾祺说：“我写的是美，是健康的人性。”于是，就有了一篇清新无邪、充满人性欢乐的小说《受戒》。  小说《受戒》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。汪曾祺重新续上了一条中国现代文学断掉的血脉，那血脉是从鲁迅的《社戏》《朝花夕拾》，到沈从文的《边城》《长河》，再到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。这条血脉，属于人性的美好，再度重拾精细刻画民生百态的写法。

《受戒》之后，乡土文学重回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轴。阿城写出了《孩子王》《棋王》，路遥写出了《人生》，莫言写出了《丰乳肥臀》。陕西有了贾平凹，湖南有了何立伟，山西有了李锐，山东出现了张炜……

作家又开始“寻根”，但这次寻根不一样的是，它并不是国家主导的寻找民族象征，而是文学要寻找它的发源和母题。乡土则成了最好的素材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，农民开始远离土地，“离土”让传统价值观日益衰落断裂。钱理群教授曾经写过这样一个令人无比唏嘘的故事：某农村，在60年代时仍然保存着儒家的传统秩序，知识分子逃入乡下开设私塾，教授小孩读书，在动乱的年代，这里仍然保留着有条不紊的耕读文化。然而到了90年代，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生意、倒买卖，终于，村里的年轻人为了买卖木材而砍掉了村里的一棵千年老树。老树的轰然倒下仿佛是个象征，象征着某种价值观的彻底轰塌。

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更是乡土文学的一个巨大隐喻。农民西门闹在土地上经历了六道轮回，最终安息的墓碑上写着：“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到土地。”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有删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