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蜀、魏、吴三个集团的比较中，
看《三国演义》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
修髯子在《三国志通俗演义·引》中这样说：“欲知三国苍生苦，请听通俗演义篇。”《三国演义》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，以描写战争为主，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、蜀、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，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，建立晋朝的故事。《三国演义》真实地反映了百年战乱之中，人民大众所经受的苦难。然而，三国故事长期流传民间，成书于文人之手，《三国演义》更多的则是表现了文人与人民大众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。《三国演义》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正是通过三个集团的对比表现出来的。
蜀汉——“仁者之政”
蜀汉集团，是“仁者之政”的代表。而刘备，又是这个集团的主要代表人物。刘备为人，“宁死不为负义之事”；他的政治思想核心是泽及黎庶，争取民众的支持，即所谓“欲得天下者，必先得民心”。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君臣和谐、兄弟同心。第一个方面：刘备和百姓的关系。
刘备宅心仁厚，关心百姓，坚定自己的初心，这些对于一个帝王来说是不可或缺的，也是帝王能够深得民心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。恰好刘备在这个方面做的很好，他不管是对待百姓还是对待自己的属下都是以仁慈的形象出现的。即使面对曹军的追赶，刘备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百姓，而是留了下来帮助百姓逃走，这样的一个帝王，又怎么能够不得民心呢？同学们把书翻到四十一回。书有这样一段文字，玄德曰：“奈百姓相随许久，安忍弃之？”（孔明曰：“可令人遍告百姓：有愿随者同去，不愿者留下。”先使云长往江岸整顿船只，令孙乾、简雍在城中声扬曰：“今曹兵将至，孤城不可久守，百姓愿随者，便同过江。”两县之民，齐声大呼曰：“我等虽死，亦愿随使君！”即日号泣而行。）扶老携幼，将男带女，滚滚渡河，两岸哭声不绝。玄德于船上望见，大恸曰：“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，吾何生哉！”欲投江而死，左右急救止。闻者莫不痛哭。船到南岸，回顾百姓，有未渡者，望南而哭。玄德急令云长催船渡之，方才上马。刘备的这一政治思想，在蜀汉集团内部，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。诸葛亮在隆中所说的“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，外结孙权，内修政理”，如此“大业可定”云云，与刘备当时所说的“欲伸大义于天下”，乃是此后君臣合作的共同的思想基础。
泽及黎庶而外，和谐的君臣关系，也是仁政的重要内容。《三国演义》生动地表现了蜀汉集团内部君臣之间真诚信任、情同手足的关系。这一点与史实虽不尽相符，作品却写得真实感人。刘、关、张桃园结义，虽然发生在君臣关系之前，但他们同心同德，至死是兄弟。这里同学们需要注意一下，《三国演义》颂扬和谐的君臣关系，又不仅仅看重感情的联系，更看重思想的基础。关羽最后的败亡，导致鼎足局势的倾覆，原因在他意气用事，背离了刘备、诸葛亮共同制定的“外结孙权”的策略。作者似乎有意从反面说明，君臣一致则胜，相反则败。刘备与诸葛亮，虽无“结义”之举，但数十年间，刘备对诸葛亮几乎言听计从，最终以真诚的信任，赢得了诸葛亮的鞠躬尽痒。白帝城刘备托孤，有两点可以肯定：一是刘备对诸葛亮的才干深信不疑；二是无论诸葛亮将来是否会取代刘禅，刘备将蜀国的大权交给了诸葛亮乃是确定无疑的事实。陈寿论历史人物刘备时说：“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，而心神无贰，诚君臣之至公，古今之盛轨也。”（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）至公至诚，正是作者理想中的君臣关系的最高境界。
由此可见，刘备的仁君风范，君臣之间的兄弟情谊，构成蜀汉集团的“王者之政”，这正是作者所追求的，《三国演义》着意歌颂的政治理想。
曹魏——“霸者之政”
与“王者之政”形成鲜明对比的，则是曹魏集团的“霸者之政”。
曹魏集团的代表人物是曹操。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曹操，是以历史人物为蓝本塑造的文学形象。这个形象一方面不失为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，另一方面，也着实是极端自私的阴谋家。
作者对他的击败吕布、扫荡袁绍、统一北方，皆予以历史的肯定。八十一回，书中引用谋士郭嘉纵论曹操优于袁绍的十个方面，也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。同学们可以划出郭嘉夸赞曹操的“十胜”。“今绍有十败，公有十胜，绍兵虽盛，不足惧也：绍繁礼多仪，公体任自然，此道胜也；绍以逆动，公以顺率，此义胜也；桓、灵以来，政失于宽，绍以宽济，公以猛纠，此治胜也；绍外宽内忌，所任多亲戚，公外简内明，用人惟才，此度胜也；绍多谋少决，公得策辄行，此谋胜也；绍专收名誉，公以至诚待人，此德胜也；绍恤近忽远，公虑无不周，此仁胜也；绍听谗惑乱，公浸润不行，此明胜也；绍是非混淆，公法度严明，此文胜也；绍好为虚势，不知兵要，公以少克众，用兵如神，此武胜也。公有此十胜，于以败绍无难矣。”
但另一方面，奸诈与残忍，又是这个文学形象的真实灵魂。《三国演义》第四回写曹操残杀吕伯奢全家之后，竟声言“宁教我负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负我”。这两句话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曹操的人生哲学。纵观《三国演义》，曹操一生，小至待人接物，大至操纵权柄，无不以此为行为准则。
曹魏集团的内部关系，与蜀汉集团也有不同。群雄逐鹿中原，无不求贤若渴。曹操与刘备相异的却是，曹操为了罗致人才，往往不惜利诱和胁迫；对于已经到手的人才，又大抵充满猜疑和欺诈。
谋士荀彧对曹操事业的发展竭忠尽力，立过大功，但当他对曹操“加九锡”的愿望有所触忤时，曹操便“深恨之，以为不助己也”，不久即赐死。（六十一回）侍中荀彧曰：“不可。丞相本兴义兵，匡扶汉室，当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节。君子爱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”（曹操闻言，勃然变色。董昭曰：“岂可以一人而阻众望？”遂上表请尊操为魏公，加九锡。荀彧叹曰：“吾不想今日见此事！”）操闻，深恨之，以为不助己也。建安十七年冬十月，曹操兴兵下江南，就命荀彧同行。彧已知操有杀己之心，托病止于寿春。忽曹操使人送饮食一盒至，盒上有操亲笔封记。开盒视之，并无一物。或会其意，遂服毒而亡，年五十岁。另一谋士杨修往往能看透曹操内心的矛盾和诈术，对曹操有关“鸡肋”和“吾梦中好杀人”的把戏，都曾一语揭穿，杨修因之也就必死。（七十二回）曹魏集团猜疑、欺诈的内部关系，与蜀汉集团的“君臣而兼兄弟”，也是形成鲜明对比的。
极端自私的人生哲学与政治家的才能和气魄相结合，成就了曹操一代奸雄的文学形象，更决定了曹魏集团“霸者之政”的特点。以霸力而兼诈力进取天下，与刘备的“仁者之政”，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孙吴——“庸者之政”
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孙吴集团，与史实相距较大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孙吴既无曹操那样足以独断一切的君主，也无诸葛亮那样使两代君主言听计从的辅臣，是一个少有权威的政权。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孙权，无论气质、修养、心机，都不如历史上的孙权。如《三国志·鲁肃传》载，鲁肃建议孙权“剿除黄祖，进伐刘表，竟长江所极，据而有之，然后建号帝王，以图天下”。孙权对此，虽表冷淡，内心却对鲁肃“益贵重之”。但《三国演义》第二十九回的孙权却不如此，他“闻言大喜，披衣起谢，次日厚赐鲁肃”。两个孙权相比较，显然前者老谋深算，含而不露，后者急功近利，言行浅薄。如此差别，似是作者有意为之，历史上的孙吴集团，不乏英才，《三国演义》第二十九，三十八回，均有详细交代。但具体到刻写的人物，则大抵皆有贬抑。例如同学们比较熟悉的周瑜，“雄姿英发”，有胆有识，曾统率千军万马，大败曹操于赤壁，但最终却以心胸狭窄、嫉贤妒能，惨败于诸葛亮的神机妙算。又如鲁肃，按正史所记，他力主吴、蜀联盟，北拒曹操，是一位颇有见识的政治家。但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他却成了虽宽厚却甚平庸的长者。孙吴集团的几个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他们大抵都起陪衬的作用，也是作者有意弱化了的形象。
此外，与蜀、魏相比，孙吴集团似乎缺乏明确的总体战略。当曹操奏封孙权为将军兼领会稽太守，孙权“大喜”接受；当曹操命孙权遣子“入朝随驾”，抵为“人质”时，孙权则坚决拒绝。与刘备的关系亦复如此，大抵时而联合，时而破裂。这个集团的重大行为，似乎都是以眼前的利益为出发点的。
还有，孙吴集团占据江东，“国险民附”，人杰地灵，有蜀、魏都不具备的“地利”。但《三国演义》并未充分描写和展示孙吴这一雄厚实力，以及孙吴在三国角逐中的重要地位。作者如此处理的目的，似以孙吴集团为“庸者之政”的代表，使之与蜀汉的“仁者之政”和曹魏的“霸者之政”形成对比。通过集中表现“仁者之政”与“霸者之政”的冲突，传达出作者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，这是《三国演义》的核心主题。
三国故事流传于民间，成书于文人之手，其拥刘反曹的倾向是渐次发展而定型的，说明这一倾向对人民大众而言，意义不仅仅在于政权是否符合正统，更主要的是，它积淀了人民千百年来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。
当然，历史并不由理想来决定，刘备并未因行“仁者之政”而据有天下。因此，《三国演义》在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的悲剧气氛中结束，正是作者理想破灭的深沉表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