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读后感

陈玉琴

特喜欢“我心归处是吾乡”这句诗，以致一见到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这本书，我毅然把它收入囊中。细细读罢，感叹不已。这是精神洗礼的一本好书，让人清心养神，守护精神的家园；这是丰富人文的一本好书，让人追溯中国文化之源，感叹中国文明传承的艰辛与伟大。觅得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一书，读时几度落泪。

樊锦诗，出生于1938年，浙江杭州人。生于北京，长于上海。20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，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至今。她说：“此生命定，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。” 她是敦煌的女儿，她好像就是为敦煌而生，命中注定与敦煌有着一世不解的情缘。

最打动我的，就是真实。她本是个备受宠爱的江南闺秀，是风华正茂的北大高材生，为了她那份坚守，把一生的光阴都奉献给了荒野大漠的七百三十五座洞窟。 她说：“只有在敦煌，我的心才能安静下来。我为敦煌尽力了！不觉寂寞，不觉遗憾，因为它值得。”尽管已经在敦煌守护了50多年，但樊锦诗从来就没有高谈阔论地说过一句话，从最初的服从分配，到后来的人到中年，她其实一直都想过要离开。因为大漠孤烟，实在太过荒凉；因为夫妻分居两地，实在太多不便；因为边疆落后，耽搁了孩子的教育。但是，每当有了可以离开的机会，樊锦诗都会不舍和挣扎。而每次挣扎过后，她还是选择了留下来。也许，樊锦诗就是属于敦煌的，她与敦煌有缘。尽管条件异常艰苦，但是她却说：“只要我一想到只有少数人能够看到这么多不同朝代的壁画和塑像，我就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喜悦。”

无奈，最后是她的丈夫、武汉大学的教授彭金章做出了牺牲，他放弃了自己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，离开武汉去到敦煌，和樊锦诗一起，守护着敦煌莫高窟。

 “那些菩萨的表情，温柔而又亲切，就像是一位美好而又纯真的少女，梳着双髻，秀眉连鬓，微微颔首，姿态妩媚，面颊丰腴，双目似看非看，嘴角似笑非笑。圆领无袖的纱衣，在肩部自然回绕下垂，纱衣上的彩绘花朵，色彩依旧鲜亮如新，一朵朵点缀在具有丝绸般质感的衣裙上……”这是多么美的描述啊！在樊锦诗的眼里，那些密集的洞窟就像成百上千双眼睛，每一双眼睛里都充满了沧桑和神秘。敦煌的天格外蓝，那是和别地不同的一种蓝，它更纯粹，更辽阔，更浓烈。不到大漠是不会知道世上还有这样幽蓝的天空的。樊锦诗沉迷在这样的大漠幽深里，经常一坐就是老半天。她说：“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类艺术和文化的宝库，我倾注一生的时间也未必能穷尽它的谜底。”

我也曾到过莫高窟，进到一些窟中，见识到了窟内的种种飞天、壁画、雕塑等，却未有樊锦诗这样感受与心境，未有她这样的见地与欣赏。诚然，能描绘出这样生动、美好的洞窟内容的，只有对她真正了解与热爱的人，对祖国文化发自内心深入的炽热的爱。

曾有一种说法：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外国。”但是，热爱敦煌的学者一直都没有停止保护敦煌和探索敦煌的脚步。从陈寅恪到向达，从常书鸿到段文杰，再到樊锦诗，敦煌学的研究中心早就在一代代敦煌人的努力中回到了中国，回到了敦煌研究院。樊锦诗说：“我们从来就没有失去敦煌，因为莫高窟在我们这里。他们能搬走藏经洞的经卷和文书，但是他们搬不走莫高窟！” 北大教授季羡林曾说：“前有常书鸿，后有樊锦诗。”对于敦煌文物的保护，樊锦诗做出了卓越贡献。从保护敦煌不被旅游公司捆绑上市，到敦煌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成功，再到后来的数字敦煌，樊锦诗倾尽了全力，一直都在不停地探索中。

樊锦诗，这位感动中国的人物，当年怀揣着母校和老师们的嘱托，为了完成莫高窟考古报告的使命，为了北大的精神传统，为了北大学子胸怀天下、报效祖国的志向，为了敦煌石窟保护事业的重大责任，她选择了到条件特别艰苦的敦煌莫高窟，把一辈子交给了敦煌。

让我们再次回味一下对她的颁奖词吧：“舍半生，给茫茫大漠。从未名湖到莫高窟，守住前辈的火，开辟明天的路。半个世纪的风沙，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。一腔爱，一洞画，一场文化苦旅，从青春到白发。心归处，是敦煌。”

樊锦诗，她真不愧是敦煌的女儿！